街校合作再升级！珞珈山街道携手武汉大学启动第二批“党建助理员”计划

不是眼睛向上，为上级服务，把完成上级任务当作第一政绩。

据我观察，当代中国人的人生问题以及企业问题，是从转型期中国社会基本问题里派生出来的。因此，波普在一篇短文里建议公共政策制定者们不要给科学家过高的报酬。

旧金山是同性恋世界的首都，从那里产生了硅谷，值得玩味。柏格森因为写了《创造进化论》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致他那次访问纽约导致了百老汇大道历史上的第一次拥堵事件。又据我的体会，在中国转型期社会，抵制官僚化倾向以及三分之一定律的有效方式——这也是我给周围朋友们提供的创业八字方针：因人设事，因事设制。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人的焦虑感，普遍太高。我的观察诱致我写了一本书，即2017年出版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我的一位老友，考察美国各地的硅谷现象之后有一番感慨：同性恋文化里有很强烈的批判精神，可能因此，有了后来的硅谷现象。我1998年去访问布坎南的时候，提及哈耶克的思想，布坎南想起来哈耶克的一项考据工作：交易最初是朋友之间的事，很久之后，才有市场。告别世界工厂，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廉价劳动力大国。

美国的失业率从4%一度上升到了10%，接近历史最高点10.8%，华尔街在2009年上半年就减少了超过40%的工作岗位。本轮周期中融资平台、非标、PPP等等歪门都关死了，正门只是地方专项债放开了一点点，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0.8万亿，总规模2.15万亿。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分工逐渐清晰，全球出口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6年的13%提升到了2007年的高点25%，主要原因是：第一，主要经济体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的严格限制。美国的玩法几乎是完全市场化，生死由命，从2007年贝尔斯登出事之后，在1年多的时间里大批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倒闭，甚至连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都死掉了。

告别地产金融化，因为房地产市场经过二十年炒作，已经背离了居住的本源。分析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和过去相比，我们为什么必然要迎接一场告别。

有的国家选择了慢出清。货币宽松是金融业发展的燃料，但这还不够，相对宽松的金融监管才是真正的导火索。当时朱镕基总理领导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组合：货币政策中性偏紧，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一方面是外部的全球性增长乏力，各国日子都不好过。

现在为什么不行了？ 第一，逆全球化挤压商品贸易出口。2001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大约是20%，净出口对GDP拉动为负贡献，5年之后，这两个数据就达到了近20年的最大值35%和1.9%（当年GDP增速12.7%）。（2）和90年代末中国相比，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更恶劣。欧洲在金融危机1年之后又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用了大概8-10年的时间走出阴霾。

2012年开始，中国的出口金额增速大幅下降，由2002-2011年平均23%的增速下降到了最近7年的4%，逆全球化之下商品出口增速还将继续放缓甚至长期处于负增长。金融政策兜底，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1999-2005年剥离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这种选择意味着通过货币和财政等政策对经济下行进行托底，避免家庭、企业甚至是政府的大规模违约破产，寄希望于新经济的发展能够慢慢把过去的 问题消化掉。好处是更能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避免经济危机转化成社会动荡，坏处是僵尸企业等一些过去经济留下的老问题会导致内耗，挤占新经济的发展资源和空间，经济运行的效率下降，同时由于过于宽松的政策，还容易催生资产泡沫，埋下金融危机的风险。

中国电商市场的发展也是遥遥领先，2018年淘宝网交易额达到5150亿美元，天猫交易额4320亿美元，位列一二，第三名亚马逊交易额3440亿美元。漫长的切换：快出清与慢出清的抉择？ 告别过去，是为了与未来更好的相遇。有的国家选择了快出清。第三个引擎是基建，点燃这个引擎的是以四万亿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加杠杆。从全球视角来看，2000年中国出口金额在全球的占比仅3.8%，排在美国12%、德国8%、日本7%、法国5%，英国4%之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大央行开始以零利率和QE等方式进行非常规宽松，中国央行也被裹挟进了这场宽松的洪流，先后进行了三轮宽松（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2015年），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7.47%降到了4.35%。

这次出清历时大概2年，在出清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借加入WTO之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因此，在2016年7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央提出了抑制资产泡沫，目的就是要趁局面还能控制住的时候把资产泡沫被一个个刺穿。

快出清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风暴，上万亿美元的金融泡沫破裂，美国房地产价格大跌30%，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由于广泛参与美元资产投资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下子把外需给打开了，中国通过贸易顺差从外国人身上赚到了钱，这样正好弥补了国内快速出清带来的空白，也迅速消化了改革出清带来的阵痛。

典型的就是80年代的日本，面对经济下行不断用宽松政策托底，僵尸企业横行，改革转型相对滞后，最终陷入失落的二十年。中央不让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就组建了各种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一开始是银行贷款，后来额度不够用了，又开始通过信托做通道融资。

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约2582亿美元，占商品贸易顺差的73%左右，而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2013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开始下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的劳动力占比下降将持续到2060年，印度、非洲将接替中国享受人口红利。经过十年的暴涨，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已经几乎是全球最高，房价收入比更是全球TOP3。根据波士顿咨询2015年发布的报告，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接近美国。

Nike代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福耀玻璃代表了制造业的转移。第二个引擎是金融，点燃金融的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和监管自由化。

中国的高铁里程从0飙升到3.5万公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基建大国。第二个周期是金融危机到2016年金融泡沫见顶，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扩大内需，我们创造了全球最火热的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纪录，最完善的高铁基建网络，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最大的智能手机保有量，我们在很多领域成为了最大的世界市场。

1989年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日本货币政策转向，连续5次加息，资产泡沫骤然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在外部出口下降和内部产业转型的压力之下，日本不得已开始货币金融大宽松，甚至有些无法自拔，基准利率从1980年9%左右一路下降到了1987年的2.5%。

中国经济未来的目标已经明确，告别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切换的过程注定是艰难的，世界经济史上有太多国家经历过类似的出清，区别只在于出清的快与慢。这次衰退过后，美国进行了比较及时的救援，在五年之后基本走出危机。90年代末我们能成功的快速出清，和当时的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2008年之后房地产产业链对GDP的贡献率也迅速提升，2013年达到峰值17.8%，远超过美国、日本、欧洲。

中国经济快出清的风险确实很大，权衡之下，慢出清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总的思路就是一手用适度的宽松政策托底经济，另一手抓紧改革开放，加速转型，这导致出清的速度和节奏都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从历史经验和现状来看，本轮出清可能还要持续3-5年的时间。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美国，牺牲一批大而不倒，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摆脱危机。

第三，工业体系的自主性、内生性相对较弱，抗周期性比较差。一方面是政策不断宽松，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2015年，同时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三轮刺激之后，中国各个城市的房价普遍涨了至少2倍，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坐上了火箭，北京房价从2008年到2017年最高点涨了近10倍。

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仅3-4万元，而北京、上海的人均GDP水平达到13-14万元，东南部沿海省份的人均GDP达到了10万元左右。过去在中国生产的企业跑到国外生产，最典型的案例是Nike和福耀玻璃。